我虽然也暗自惭愧，觉得他的批评不无理，但想到多来的１00ＣＣ，又私下里到宽。

以让人把饭添得一二净。“营业主任”添起盆来，有很特殊的姿势。他不是把脸埋在盆里一下一下地添，而是捧着盆盖在脸上，伸，两手非常灵巧地转动着盆。如果发挥想象的话，那既像玻璃工人在制圆形的玻璃皿，又像维吾尔族歌舞中的敲击手鼓。不久，他这姿势也随着他代买的盆在组里推广开了。罐筒是没法添的，这真是个遗憾！我只能在每次吃完饭后用把它涮得净净，再把涮罐筒的喝掉。铁的罐筒还不像搪瓷的面盆，不很快就会生锈的。

我觉得我比他尚，比他有更多的神上的享受，虽然没有找到黄萝卜，我还是心满意足的、带着一神胜利的自豪追上了大车。“走！大少爷在发号施令！”我听见“营业主任”在后面向其他人这样喊。不一会儿，他们也跟了上来。

所以我每顿饭后都要用巾仔细地把它，放在燥通风的窗台上。这当然引起“营业主任”的不快。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他就此指责我“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没有一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

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这样：他总认为他不论在神上和质上都压倒了我，我也总认为不论在神上和质上都压倒了他。现在，我就认为我在神上和质上都压倒了他。早饭我比他多吃了大半瓢，而且我的一瓢零大半瓢全是稠稠的粘饭，直到此刻我还到它们在胃里尚没有完全消化掉，还在忠诚地给我提供卡路里。而他的一瓢不过是稀汤而已。尽他把黄萝卜嚼得嘎嘎响，但他的怀里有馍馍么？没有！肯定他没有！我的怀里却有两个货真价实的稗面馍馍。我想什么时候拿来吃就拿来吃。我现在不吃只是我不想吃它罢了。福气不得享得过；乐极必然生悲。这是我劳改了四年会到的人生哲理。“走！大车走远！”我向大车赶去，又回朝萝卜田里的几个人大声吆喝。我还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我意识到了我？今？天？可？以离开那条土路，？今？天？可？以跨过那条沟、那条渠，？今？天？可？以到这田里来找黄萝卜（找没找到是另外的问题），？今？天？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到大车跟前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今？天？我？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的，不是被队长班长派遣的，也不必事事都要向队长班长喊报告。“营业主任”虽然也这样行动了，并且行动得比我还要早、还要快，但不自觉地运用这自由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自由，这二者在神上就在不同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