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作为墙的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即使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向墙。但也有不同之。不同之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墙以免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墙一边写作——不于何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制”。

应该指，被村上视为墙的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迫学生同一运动的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忙的样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墙仍在。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墙的社会，没有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大的孵化，保障每只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孵化自由，孵化个，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墙与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的一难题，一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