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重新放下来：“这自然-，她是他的母亲，一直希望他会好转。可你已经看到了，他好不了，到受人欺侮，不知怎么去活，也不知怎么去死！”

在这样的境下，在尾随者业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一个人会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最后的解救办法：奥斯卡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召来某个人，或许召来一个警察。我的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不过奥斯卡自有他的原则

①纳粹德国时期，曾据希特勒的书面命令灭绝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儿童。

贝多芬的肖像始终悬在钢琴上方，他沉地打量着沉的希特勒。难策拉特从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决不！”他一拳捶在桌上，捶在的、黏手的贴有印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理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印、品印、旅行印、重劳工印、特重劳工印之间，扔到怀的母亲和喂的母亲的印之间。尽奥斯卡多亏了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从此以后便看这么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还看来——只要玛丽亚一现在他的底下，他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疗养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在手术室加垫的门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给了一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们放在白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一的、唤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针。如此说来，众人都离弃了我，每当策拉特想要在帝国卫生的来函上签字时，唯有我可怜的妈妈的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①——

我已经决定推迟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给那些小伙们让路，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穿过劳本民区，直到小锤路旁的份啤酒厂。这时，奥斯卡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了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哨声。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冲着我来了。

电车尖叫一声刹住，几个人下车，叫骂，又上车。这战果奥斯卡并不注重，为了消释怒火，他寻找着一份餐后小吃，在那如此缺乏味甜的岁月里寻找味甜，当他在朗富尔区最外缘、贝特家作坊旁边、飞机场的大片木板房营地前面见到横卧在月光下的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主楼时，他才让他的系带鞋止步。

奥斯卡并非不知恩的人。我的鼓犹在。我的声音犹在。读者诸君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向诸君显示什么新玩艺儿，诸君中间某些喜变变样的定会觉得乏味。可是，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还能夺走玻璃的呼，生命就还在我上。

然而我的火气已不再那么大，所以没有传统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厂作自我介绍。我从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的总数同月亮得的相符，要是我现在就开始作自我介绍该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清楚那几个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也许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有六七个小伙站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五个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几棵树后面。

那时候，奥斯卡唱得真多。他唱得多是于绝望。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我总要唱碎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不寻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完全挡住的复斜式屋阁楼的窗，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的闪闪烁烁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回，奥斯卡穿过安东-默勒路去利亚街。那一回，他沿乌法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随后走过帝国民区去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时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锁上，我决定绕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让它当啷落地，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阿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车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把电车左侧涂暗了的玻璃悉数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