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